土耳其新軍（按土耳其語yeniçeri，為也尼色里軍團，按英語Janissaries，為加尼沙里軍團。）從奧斯曼首任蘇丹穆拉德一世（1326—1389 年）1365 年左右創立，至1826年被馬哈茂德二世（1785—1839 年）廢止，歷時近500 載。這支赫赫有名的部隊作為蘇丹的禁衛軍，見證了奧斯曼帝國的沉浮與興衰，並長期被視為土耳其軍事力量的旗幟。他們伴隨歷代蘇丹的馬尾旌旗東征西討，足跡遍布亞非歐三大洲與地中海，一度令歐洲人聞風喪膽、心生敬畏，又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他們曾經以寡擊眾，譜寫過一段段傳奇戰例，也曾親歷過奧斯曼人慘痛的失敗；他們由蘇丹親自組建，是其信賴的親兵，但也多次發動政變，甚至參與蘇丹廢立……最後，他們也是被蘇丹廢除的。
土耳其新軍的武器裝備
雖然祖先來自亞洲的游牧民族長期被歐洲國家視作「蠻夷」，但在軍事裝備上，奧斯曼帝國持開放態度，並虛心地引進一切先進的裝備和科技，且善於運用繳獲的武器。雖然教皇大聲疾呼要對這野心勃勃的異教國家實行「武器禁運」，但在奧斯曼人鼓鼓的錢袋面前，大多歐洲豪強都抵擋不住誘惑，教皇國所在的義大利半島甚至都深涉其中。威尼斯共和國儘管與土耳其爆發過多次戰爭，但在和平年代，也樂於充當軍火商人。十六七世紀，土耳其的主要軍火供應商——新教國家英國和荷蘭，一直與傳統天主教國家不睦，長期信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信條。羅馬教皇出於聖戰情懷在1527 年發布的對土耳其帝國的武器禁令對不尊奉教廷的新教國家自然毫無效力。例如，1605年威尼斯海軍截獲了一艘來自英格蘭的貨船，上面藏有700 桶以上的火藥，1000 多支火繩槍槍管、500 余支火繩槍、2000 多把刀劍……它們都是運往土耳其的，而這僅僅是其中一艘運輸艦。
不過，土耳其本土的軍工業並非不堪，在進口軍事裝備的同時，他們也向歐洲出口武器，土耳其製造的部分槍管、炮管在歐洲享有盛譽。帝國的武器製作分工很細，涉及多個行業。不過重兵器一般還是由國家兵工廠製造。到18 世紀，奧斯曼火器在名稱和設計上受歐洲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生產裝備了幾乎和歐洲相同的燧發步槍、卡賓槍、手槍、雙管手槍。
與西歐的封建騎士相比，土耳其新軍的盔甲十分簡陋。事實上，早期的土耳其新軍也是全身披甲，新軍攻城部隊對盔甲的重視持續了幾個世紀。不過，與西方的同行相比，土耳其新軍的盔甲多為「原始」鏈甲而非全身板甲。這並不是因為帝國的財力，而是傳統原因：土耳其軍隊發源於安納托利亞，該地相對炎熱的氣候不適合過於笨重密閉的全身板甲（醫院騎士團到東方後也開始改用伊斯蘭式的輕型盔甲）。
（上圖）土耳其鏡甲
另外，土耳其新軍作戰強調機動靈活，而西方騎士15 世紀的全套裝備竟達125 千克，單盔甲的重量就超過70 磅，這顯然是新軍無法接受的。換言之，新軍將士寧可犧牲一部分防護力，也要保證自己的機動性，這一思路與中世紀末的西方騎士顯然存在巨大區別，兩種不同的建軍思路在後來的交鋒中也得到了驗證①。新軍的裝備也不如自己的騎兵兄弟部隊，如卡皮庫魯騎兵。和平時期，土耳其新軍通常不佩帶武器，他們的刀槍劍戟平日都儲存在軍械所，並有良好保養。開戰前，他們才會前去挑選趁手的使用。
（上圖）土耳其卡皮庫魯騎兵的全套鎧甲
在奧斯曼剛剛崛起的那個年代，土耳其步兵最常見的武器是弓和短矛，只有少數人配備了刀劍，這也與其游牧特徵相吻合。原本他們的劍和匕首是伊斯蘭傳統形制，隨著帝國擴張，這些武器開始受到拜占庭以及巴爾幹基督徒的影響。土耳其的刀劍製造業高度發達，出現了一批大師級的匠人，例如「大師」錫南（Ustad Sinan）、穆罕默德· 桑庫（Mehmet Sunqur）、奧格魯（Aga Oglu）、海魯爾丁· 伊本· 哈桑（Hayruldin ibn Hasan）、哈西·阿里·桑庫（Hasi Ali Sunqur）等，他們製作的刀劍在整個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極高的聲譽，甚至被當作藝術品收藏。我們最熟悉也最常見的奧斯曼軍刀當屬「土耳其彎刀」（Kilij）和波斯彎刀（shamshir），與前者相比，波斯彎刀的刀刃更細長，刀身弧度也更明顯。土耳其短彎刀（yatagan）被普遍裝備，它頗具突厥特色，劍身呈很少見的反弧形，單邊開刃，且沒有護手，長度在土耳其彎刀與匕首之間。
（上圖）蘇萊曼大帝時期的一對土耳其短彎刀（yatagan），現藏於大都會博物館。
此外，新軍士兵一般還會身揣匕首，以備近距離格鬥時用。除了刀劍，各式各樣的釘頭錘和戰斧也很流行，對身披重 甲的敵人尤其具有威力。同時，新軍士兵亦經常使用各種長兵器，其中包括「哈巴」（harba，類似於西方的倒鉤戟）、長柄刀（glaive）、斧槍（halberd，類似於歐洲著名的瑞士長戟）等。其中有些明顯受到了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影響，而受俄羅斯影響的長柄月刃斧（bardiche，形似我們熟悉的「關刀」），看上去則和古代中國及中亞的某些武器相似。
（上圖）從上到下：19世紀的波斯彎刀（shamshir）、一把18世紀銀質土耳其匕首、16世紀的土耳其彎刀
早期土耳其新軍部隊成員大多為弓箭手，弓術是他們最重要的技藝之一，雖然隨著時間推移，火槍的發展讓弓箭相形見絀，但土耳其弓一直作為崇高的禮儀武器頑強存在於新軍中。與西方人不同，奧斯曼人不太偏愛十字弓，儘管與他們交戰的拜占庭人和義大利人經常使用。可能是因為與土耳其複合弓相比，弩的射速太慢。土耳其人很早就接觸到了火器，但作為蘇丹禁衛軍的新軍士兵一向以其整潔威嚴的儀錶而自豪，因此對「骯髒」的槍械頗為不屑——因為開火時可能會弄髒他們的制服和鬍鬚。但土耳其新軍並非食古不化的頑石，1440—1443 年在與匈牙利軍的鏖戰中見識到火槍的威力後，他們也開始接受火繩槍，並很快就成了令人生畏的射手。
（上圖）17世紀的土耳其複合弓，值得注意的是， 這支弓處於松弦狀態，因反曲的張力， 弓臂向前彎曲。由於未知原因， 圖中這支弓被上弦了， 但這麼上弦是錯誤的。
新軍士兵最初將火槍稱作「tüfek」，可能來自中世紀波斯語「吹管」一詞。雖然火槍並非奧斯曼人原創，但典型的奧斯曼火繩槍卻比西方的火繩槍身管更長、口徑更大，因此更具威力。奧斯曼重型火槍來自北非的阿爾及爾，發射的子彈重達80 克；輕型的來自希臘，子彈僅重22 克。一般認為，真正的燧發槍是由17 世紀早期的法國畫家、發明家馬蘭·勒·博基爾（Marin le Bourgeoys，1550—1634年）首創。但燧發槍在近東和中東沙漠塵煙滾滾的條件下一直不怎麼可靠，因此奧斯曼步兵依然堅持使用相對簡單耐用的火繩槍，儘管燧發槍更先進。後來，經過改良易於清潔的燧發槍自西班牙傳入北非後，燧發槍才慢慢在新軍中普及。
（上圖）一把約1742年生產的土耳其燧發槍
（上圖）18世紀的奧斯曼燧發手槍
（上圖）土耳其新軍火槍手， 漢斯· 魏格爾（ Hans Weigel）繪製於1577年。
實際上，新軍士兵更偏愛長槍而非手銃，很多新軍都是一流的狙擊手，1669 年通過反覆拉鋸戰艱難征服了威尼斯統治的克里特島後，土耳其新軍才開始廣泛使用手槍。1770 年，由於奧斯曼帝國的國勢江河日下，銳意改革的穆斯塔法三世蘇丹邀請匈牙利血統的法國人托特男爵藉助西方的經驗改組奧斯曼軍隊。他曾試著傳授土耳其新軍使用刺刀，但是新軍出人意料地極其排斥這種新式武器，因為他們發覺刺刀只有集體協作才能發揮最大作用，這是強調個人戰鬥技能的新軍士兵難以接受的。他們甚至嘲諷那些裝備刺刀的新式部隊為「機械的木偶」而非戰士。此舉也可以看出，18 世紀末的新軍是何等迂腐守舊了。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15》
蘇丹之刃，赫赫有名的土耳其新軍的武器裝備
土耳其新軍（按土耳其語yeniçeri，為也尼色里軍團，按英語Janissaries，為加尼沙里軍團。）從奧斯曼首任蘇丹穆拉德一世（1326—1389 年）1365 年左右創立，至1826年被馬哈茂德二世（1785—1839 年）廢止，歷時近500 載。這支赫赫有名的部隊作為蘇丹的禁衛軍，見證了奧斯曼帝國的沉浮與興衰，並長期被視為土耳其軍事力量的旗幟。他們伴隨歷代蘇丹的馬尾旌旗東征西討，足跡遍布亞非歐三大洲與地中海，一度令歐洲人聞風喪膽、心生敬畏，又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他們曾經以寡擊眾，譜寫過一段段傳奇戰例，也曾親歷過奧斯曼人慘痛的失敗；他們由蘇丹親自組建，是其信賴的親兵，但也多次發動政變，甚至參與蘇丹廢立……最後，他們也是被蘇丹廢除的。
土耳其新軍的武器裝備
雖然祖先來自亞洲的游牧民族長期被歐洲國家視作「蠻夷」，但在軍事裝備上，奧斯曼帝國持開放態度，並虛心地引進一切先進的裝備和科技，且善於運用繳獲的武器。雖然教皇大聲疾呼要對這野心勃勃的異教國家實行「武器禁運」，但在奧斯曼人鼓鼓的錢袋面前，大多歐洲豪強都抵擋不住誘惑，教皇國所在的義大利半島甚至都深涉其中。威尼斯共和國儘管與土耳其爆發過多次戰爭，但在和平年代，也樂於充當軍火商人。十六七世紀，土耳其的主要軍火供應商——新教國家英國和荷蘭，一直與傳統天主教國家不睦，長期信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一信條。羅馬教皇出於聖戰情懷在1527 年發布的對土耳其帝國的武器禁令對不尊奉教廷的新教國家自然毫無效力。例如，1605年威尼斯海軍截獲了一艘來自英格蘭的貨船，上面藏有700 桶以上的火藥，1000 多支火繩槍槍管、500 余支火繩槍、2000 多把刀劍……它們都是運往土耳其的，而這僅僅是其中一艘運輸艦。
不過，土耳其本土的軍工業並非不堪，在進口軍事裝備的同時，他們也向歐洲出口武器，土耳其製造的部分槍管、炮管在歐洲享有盛譽。帝國的武器製作分工很細，涉及多個行業。不過重兵器一般還是由國家兵工廠製造。到18 世紀，奧斯曼火器在名稱和設計上受歐洲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生產裝備了幾乎和歐洲相同的燧發步槍、卡賓槍、手槍、雙管手槍。
與西歐的封建騎士相比，土耳其新軍的盔甲十分簡陋。事實上，早期的土耳其新軍也是全身披甲，新軍攻城部隊對盔甲的重視持續了幾個世紀。不過，與西方的同行相比，土耳其新軍的盔甲多為「原始」鏈甲而非全身板甲。這並不是因為帝國的財力，而是傳統原因：土耳其軍隊發源於安納托利亞，該地相對炎熱的氣候不適合過於笨重密閉的全身板甲（醫院騎士團到東方後也開始改用伊斯蘭式的輕型盔甲）。
（上圖）土耳其鏡甲
另外，土耳其新軍作戰強調機動靈活，而西方騎士15 世紀的全套裝備竟達125 千克，單盔甲的重量就超過70 磅，這顯然是新軍無法接受的。換言之，新軍將士寧可犧牲一部分防護力，也要保證自己的機動性，這一思路與中世紀末的西方騎士顯然存在巨大區別，兩種不同的建軍思路在後來的交鋒中也得到了驗證①。新軍的裝備也不如自己的騎兵兄弟部隊，如卡皮庫魯騎兵。和平時期，土耳其新軍通常不佩帶武器，他們的刀槍劍戟平日都儲存在軍械所，並有良好保養。開戰前，他們才會前去挑選趁手的使用。
（上圖）土耳其卡皮庫魯騎兵的全套鎧甲
在奧斯曼剛剛崛起的那個年代，土耳其步兵最常見的武器是弓和短矛，只有少數人配備了刀劍，這也與其游牧特徵相吻合。原本他們的劍和匕首是伊斯蘭傳統形制，隨著帝國擴張，這些武器開始受到拜占庭以及巴爾幹基督徒的影響。
土耳其的刀劍製造業高度發達，出現了一批大師級的匠人，例如「大師」錫南（Ustad Sinan）、穆罕默德· 桑庫（Mehmet Sunqur）、奧格魯（Aga Oglu）、海魯爾丁· 伊本· 哈桑（Hayruldin ibn Hasan）、哈西·阿里·桑庫（Hasi Ali Sunqur）等，他們製作的刀劍在整個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極高的聲譽，甚至被當作藝術品收藏。我們最熟悉也最常見的奧斯曼軍刀當屬「土耳其彎刀」（Kilij）和波斯彎刀（shamshir），與前者相比，波斯彎刀的刀刃更細長，刀身弧度也更明顯。土耳其短彎刀（yatagan）被普遍裝備，它頗具突厥特色，劍身呈很少見的反弧形，單邊開刃，且沒有護手，長度在土耳其彎刀與匕首之間。
（上圖）蘇萊曼大帝時期的一對土耳其短彎刀（yatagan），現藏於大都會博物館。
此外，新軍士兵一般還會身揣匕首，以備近距離格鬥時用。除了刀劍，各式各樣的釘頭錘和戰斧也很流行，對身披重 甲的敵人尤其具有威力。同時，新軍士兵亦經常使用各種長兵器，其中包括「哈巴」（harba，類似於西方的倒鉤戟）、長柄刀（glaive）、斧槍（halberd，類似於歐洲著名的瑞士長戟）等。其中有些明顯受到了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影響，而受俄羅斯影響的長柄月刃斧（bardiche，形似我們熟悉的「關刀」），看上去則和古代中國及中亞的某些武器相似。
（上圖）從上到下：19世紀的波斯彎刀（shamshir）、一把18世紀銀質土耳其匕首、16世紀的土耳其彎刀
早期土耳其新軍部隊成員大多為弓箭手，弓術是他們最重要的技藝之一，雖然隨著時間推移，火槍的發展讓弓箭相形見絀，但土耳其弓一直作為崇高的禮儀武器頑強存在於新軍中。與西方人不同，奧斯曼人不太偏愛十字弓，儘管與他們交戰的拜占庭人和義大利人經常使用。可能是因為與土耳其複合弓相比，弩的射速太慢。土耳其人很早就接觸到了火器，但作為蘇丹禁衛軍的新軍士兵一向以其整潔威嚴的儀錶而自豪，因此對「骯髒」的槍械頗為不屑——因為開火時可能會弄髒他們的制服和鬍鬚。但土耳其新軍並非食古不化的頑石，1440—1443 年在與匈牙利軍的鏖戰中見識到火槍的威力後，他們也開始接受火繩槍，並很快就成了令人生畏的射手。
（上圖）17世紀的土耳其複合弓，值得注意的是， 這支弓處於松弦狀態，因反曲的張力， 弓臂向前彎曲。由於未知原因， 圖中這支弓被上弦了， 但這麼上弦是錯誤的。
新軍士兵最初將火槍稱作「tüfek」，可能來自中世紀波斯語「吹管」一詞。雖然火槍並非奧斯曼人原創，但典型的奧斯曼火繩槍卻比西方的火繩槍身管更長、口徑更大，因此更具威力。奧斯曼重型火槍來自北非的阿爾及爾，發射的子彈重達80 克；輕型的來自希臘，子彈僅重22 克。一般認為，真正的燧發槍是由17 世紀早期的法國畫家、發明家馬蘭·勒·博基爾（Marin le Bourgeoys，1550—1634年）首創。但燧發槍在近東和中東沙漠塵煙滾滾的條件下一直不怎麼可靠，因此奧斯曼步兵依然堅持使用相對簡單耐用的火繩槍，儘管燧發槍更先進。後來，經過改良易於清潔的燧發槍自西班牙傳入北非後，燧發槍才慢慢在新軍中普及。
（上圖）一把約1742年生產的土耳其燧發槍
（上圖）18世紀的奧斯曼燧發手槍
（上圖）土耳其新軍火槍手， 漢斯· 魏格爾（ Hans Weigel）繪製於1577年。
實際上，新軍士兵更偏愛長槍而非手銃，很多新軍都是一流的狙擊手，1669 年通過反覆拉鋸戰艱難征服了威尼斯統治的克里特島後，土耳其新軍才開始廣泛使用手槍。1770 年，由於奧斯曼帝國的國勢江河日下，銳意改革的穆斯塔法三世蘇丹邀請匈牙利血統的法國人托特男爵藉助西方的經驗改組奧斯曼軍隊。他曾試著傳授土耳其新軍使用刺刀，但是新軍出人意料地極其排斥這種新式武器，因為他們發覺刺刀只有集體協作才能發揮最大作用，這是強調個人戰鬥技能的新軍士兵難以接受的。他們甚至嘲諷那些裝備刺刀的新式部隊為「機械的木偶」而非戰士。此舉也可以看出，18 世紀末的新軍是何等迂腐守舊了。
本文摘自《戰爭事典015》